北海道

　　楊成
　　華東師範大學俄羅斯研婚禮企劃究中心副主任
　　2013年中國外交的關鍵詞和主題詞無疑是“周邊外交”。新一代中國領導集體不僅在理念上，同時也在實踐中形成了基於周邊、著眼全球的外交婚禮顧問費用新思維。毫無疑問，對俄關係和對中亞關係已然成為了中國新外交的歐亞地區支點。
　　相對於中國周邊的其他幾個方向，2013年可謂是中國與該方向主要國家關係的開拓之年、進取之年和豐收之年，其全面的動力、強勁的活力和廣闊的願景令外界矚目。而相較於其他全球、地區大國或中等國家以及國際和地區組織的歐亞一體化戰略，中國的“絲綢之路經濟帶”也以更大的包容性突出了中國通過歐亞地區與外部世界形成預防癌症的方法雙向流動良性發展循環的新訴求。在相當程度上，中國外交的歐亞時刻正在形成，並日益成為中國持續成長為成熟大國的戰略支撐。
　　中國歐室內設計亞外交成果
　　2013年中國的歐亞地區外交的主要表徵可以鼎曜製冰機概括為以下四點：
　　第一，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係隨著兩國領導人在2012-2013政治周期的更替實現了重新定義和規劃。以習近平主席3月22-24日對俄羅斯的國事訪問為標誌，新階段的中俄關係既包含了對構建中俄平等信任、相互支持、共同繁榮、世代友好的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係的確認，同時還明確了均將彼此在對方外交佈局中優先序列調整至首位的象徵內涵，也涵蓋了兩國對主要新興經濟體在形塑未來國際秩序和地區秩序過程中的地位與作用的共同訴求。中俄關係在這一年得到了實質性的推進。
　　第二，中國與中亞諸國建立起群體性戰略伙伴關係結構，中國-中亞“命運和利益共同體”的形成進入了開局階段。通過5月塔吉克總統拉赫蒙的訪華與習近平主席9月份對其餘中亞四國的正式訪問和出席比什凱克峰會，中國與中亞國家領導人的個人和工作友誼得以生成，雙邊的戰略伙伴關係或被強化或被建構。這意味著政治體系、意識形態、經濟模式都具有較大差異性的中國和中亞國家初步形成了一種基於“互信、互利、平等、協商、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的“上海精神”為核心的康德式合作型文化。
　　第三，“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為中國與包括俄羅斯和中亞在內的歐亞地區廣泛國家的互利共贏合作，提出了新的戰略議程。習近平主席中亞之行中推出的以五通為核心思想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以此為起點，新一代領導人主導下的中國對外政策趨於實現全方位轉型，並試圖主動建構起一個超大規模國家的、基於世界主義戰略視野的全新議程。毋庸置疑，蘇聯解體以來的20年間，全球化三大節點，即北美、歐洲和亞太之間的互相依賴不斷加深，且各自對周邊地區的輻射和吸納作用日趨增強。其中關鍵性因素正在於中國的持續成長。由此，當中國借助於“絲綢之路經濟帶”構想和龐大的經濟規模更為積極地介入到周邊政策時，像歐亞地區等一些因較落後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前宗主國“帝權”結構的緩慢彌散而導致的全球化程度不夠的疏漏地區，就有可能被新的合作網絡所取代。原先歐亞大陸中部和北部的漏洞，似乎正在被一個新的連接歐洲、前蘇聯以及中國等東亞國家的全面網絡所替代。在可預見的未來，一旦“絲綢之路經濟帶”得以建成，歐亞大陸原本清晰的歐洲和亞太地區的地理界線，將勢必隨著這種新的合作網絡的生成和蔓延而變得日益模糊。
　　第四，上海合作組織作為地區性國際組織的制度性累積繼續進行，錶面上的循序漸進和風平浪靜實則是為更長遠的發展積蓄力量。本次上海合作組織比什凱克峰會期間，與會領導人明確將《上海合作組織至2025年發展戰略》草案制訂工作列入未來工作重點以及《長期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實施綱要》的批准都預示著，上海合作組織正在從粗放型增長時期向集約型發展時期過渡。在這一敏感的過渡期內，因國際安全部隊自阿富汗撤軍而導致的中亞地區局勢走向顯然是上海合作組織的關註重點。此外，2008年以來的國際金融危機和2011年西亞北非集中爆發的“阿拉伯之春”對中亞地區的影響已接近彌散同樣表明上海合作組織的發展將在一個全新的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環境內展開。現代化伙伴關係在未來的上海合作組織戰略中有可能與“體制安全”問題同等重要。峰會文件強調加速推進上海合作組織發展基金和開發銀行以及其他經濟合作決定無不彰顯了更多經濟合作對上海合作組織中長期發展的重要性。
　　被誤讀的中國“西進”
　　值得註意的是，2013年中國周邊戰略中的歐亞環節在相當程度上遭到了外部世界的諸多誤讀和誤解，甚至連俄羅斯智庫和決策界也不乏重新思考中俄關係、註意歐亞地區挑戰的東方要素的呼籲。一個被想象的致力於“西進”的進攻性中國形象正日趨豐滿並有逐漸主導其他國家對華政策議程設置之勢。其核心邏輯在於：
　　第一，中國2013年的歐亞政策，尤其是“絲綢之路經濟帶”標志著中國正在實施“西進”戰略。
　　第二，“西進”戰略是一套旨在對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政策，“再平衡”的隱含“進攻性”、“征服性”、“侵略性”的一整套規範安排。
　　第三，“絲綢之路經濟帶”以經濟合作為表，以地緣政治目標為本，旨在為崛起中的中國挾強大的經濟實力重新劃定周邊勢力範圍併為中國成長為全球大國作地區層面上的機制鋪墊。換言之，中國的主旨並不在於提供公共產品，本質上仍是一個利己者，謀求最大限度的攫取歐亞資源，服務於大國崛起的中國夢。
　　第四，中國的歐亞新外交對所有歐亞地區現有的地區整合方案，包括俄羅斯的歐亞聯盟方案、美國的“新絲路戰略”、歐盟的中亞戰略、日本的“自由與繁榮之弧”戰略、韓國的“歐亞倡議”、土耳其的“歐亞”構想等都構成了排他性挑戰。
　　第五，其他大國，尤其是俄應該重新思考在中部歐亞地區的權力結構，基於對中國影響日益增強的共同憂慮重構美俄、歐俄、日俄等在中亞地區的雙邊關係和多邊合作體系。
　　應該說，這些基於錯誤的信息和判斷而建立起來的被“神話”的認知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正在持續發酵。問題在於，一方面，所謂的“西進”戰略更多是從事非歐亞地區研究的學者的一項個人戰略設想。另一方面，歷史地看，在長達數個世紀的海權和陸權力量博弈中，迄今為止尚未有任何大陸性權力獲勝的記錄，與中國西部大周邊的邊緣性權力相結合，就足以確保中國與美國挾TPP、TTIP等形成中的國際機制抗衡嗎？中亞國家除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外無一例外地低收入國家，足以充當中國剩餘產能和過剩產品的轉移市場嗎？顯然答案都是否定的。這些有強烈偏差的認知反映出的正是外部世界，首先是西方國家對中國正在日益改變世界這一事實的強烈憂慮、懷疑和防範，而對中國周邊外交整體，尤其是其歐亞環節中飽含的合作性、包容性、公共性視而不見，對中國願意與其他國家以及地區和國際合作機制保持協調、合作乃至共振的良好意願視而不見。這種有意識地忽略中國“不謀求歐亞地區事務的主導權，不經營勢力範圍”的基本立場的做法顯然不利於歐亞地區的可持續發展。
　　事實上，“絲綢之路經濟帶”也好，中國-中亞“利益和命運共同體”也好，都不能簡單地從現實主義的國際關係理論視角予以解釋。它不是中國致力於推進封閉的大陸亞洲體系的新信號，更不是藉此與其他國家相抗衡的努力，而是將開放的海洋體系和相對封閉的大陸體系予以整合的一種嘗試。這一點從海陸絲綢之路並舉的倡議中可見一斑。換言之，中國將繼續甚至進一步強化過往三十餘年對海洋亞太（首要是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發達經濟體）的開放，與此同時，中國的新歐亞戰略絕不意味著試圖建立任何替代性的、排他性的大陸亞洲體系。相反，一種新的局面可能正在出現，即中國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以一種前所未有的貫通之勢呈現在新世界秩序中：東向南向的海洋開放與中國內部從東至西的廣袤地帶的國內一體化以及以俄羅斯、中亞為支點並繼續向西開放的跨海陸整合體系。這樣一來，中亞國家參與的以上海合作組織為代表的一體化進程，不僅僅是傳統意義上的後蘇聯空間，而是從歐盟一直到東亞這樣一個廣泛的歐亞空間宏大一體化進程中一部分，從而與中國建立起更為休戚相關的緊密關聯。進一步講，中國的發展就不僅和不發達地區的發展，同時也和發達世界的發展內在地融合在一起。基於此，中國的未來將以中國加入這個宏大的海陸一體化體系所定義，同時未來的國際秩序和地區格局可能也在相當程度上同樣由這一進程所定義。
　　“絲綢之路經濟帶”議程的優勢
　　在我看來，2013年中國在歐亞地區的外交和以“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為標誌的議程具有較好的比較優勢：
　　第一，中國的方案將整合重心放在全面經濟合作上，以立足中亞、超出中亞的宏大戰略視野，整合歐亞大陸，尤其是以中國和歐盟為兩端的綜合力量，統籌中亞國家及俄羅斯，統籌經濟和社會，統籌交通和能源等地區公共產品，不包含其他全球和地區大國和中等國家的一體化戰略中的政治、價值導向內容。
　　第二，中國的經濟實力和已經承諾的具體資金投入也使得這一方案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相對而言，美國“新絲綢之路戰略”的提出，較1999年和2006年的兩個絲綢之路法案更為倉促，其衝擊-反應的邏輯很明顯，即首先為美自阿富汗撤軍後的後2014年代的歐亞提供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話語體系。美國最大的困境可能在於自身國力處於下降期，寄希望於企業落實相關投資項目但它們卻對該地區投資的風險高度憂慮而望而卻步。同時，由於美國推進新絲綢之路計划過程中強烈的排他性，地區國家對此言辭積極而行動消極。
　　第三，中國與歐亞地區國家在蘇聯解體以來積累的合作成果，尤其是制度安排為這種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礎。中國和俄羅斯以及中亞地區相關國家在後蘇聯時期圍繞領土等歷史遺留問題的談判機制，經過邊境地區信任措施等予以強化，此後一步步轉換為更廣泛合作的“上海五國”機制，最終經由2001年成立的上海合作組織，已經將中國對開展與歐亞國家的密切合作及在此過程中保持開放性、平等性、共享性的政治承諾從話語變為一種規範。新建成的群體性戰略伙伴關係體系也將有助於“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
　　第四，全球化在歐亞地區的疏漏網點正在被中國的外向型經濟網絡填補，新的合作方案並非從零做起，而是將之制度化，實施難度相對較低。以渝新歐鐵路項目為例，中國和哈薩克斯坦、俄羅斯、白俄羅斯、波蘭和德國等國實現了“一次申報、一次查驗、一次放行”的成功的國際互聯互通合作，無疑加大了跨歐亞大陸一體化並將之與亞太海洋合作體系勾連的吸引力。
　　總之，未來的國際關係史和外交思想史學者在書寫2013年中國周邊外交中的歐亞篇章時，一定會註意到其中的大轉折和新起點等多重表徵。在2013年這個特定的時空結構中，中國周邊外交的歐亞時刻正式形成，並可能極大地影響中國的大國成長之路。我認為，相較於其他大國的歐亞地區整合戰略，尤其是與俄美歐相比，中國的“絲綢之路經濟帶”仍停留於構想的初期階段，本身的內容尚有不明晰之處，這也加大了外界的觀望和疑慮姿態。因此，當下最關鍵和最迫切的問題是，中國必須將包括“絲綢之路經濟帶”在內的諸多周邊外交新設想從話語變成實施細則，進而轉化為一種被所有參與方都能接受的規範。在此過程中，一切不改變改革開放前三十年以來的固有經驗而將之生搬硬套到“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等歐亞新外交議程中的做法都有可能產生走偏效應。在根本上，中國有必要從溝通海陸絲綢之路的戰略高度將對歐亞國家的合作變為調整對外思維的重要舞臺和走向成熟大國的演習場。只有當中國以一種基於世界主義戰略視野甘願擔當國際和地區公共產品服務者而不僅僅滿足於將本國的商品、資本、勞動力輸往歐亞大陸之時，“絲綢之路經濟帶”才會在真正意義上獲得成功，中國的歐亞新戰略才會真正成為實現“中國夢”的國際起點。我們應該抓住這一歷史契機。　　（原標題：中國周邊外交的歐亞時刻）